戏台上的曹操，往往以白脸的奸雄形象出现，以至近1800年之后的今天，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，曹操依然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乱臣贼子，遭千年唾骂而未休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曹操处身汉末的大动帘卷西风乱之中，之所以能有所作为，与其独到的眼光与博大的政治气度有极大的关系。之所以被冠以奸雄，我想原因无非，相对于传统的儒家道德，他更注重以智力手段所收取的实效吧。我们不妨根据《三国志·魏志》中的记载，与各位一起看看历史上的曹操素描。 ①初，公为兖州，以东平毕谌为别驾。张邈之叛也，邈劫谌母弟妻子。公谢遣之，曰：“卿老母在彼，可去。”谌顿首无二心，公嘉之，为之流涕。既出，遂亡归。及布破，谌生得，众为谌惧，公曰：“夫人孝于其亲者，岂不亦忠于君乎!吾所求也。”以为鲁相。 ②初，公举种孝廉。兖州叛，公曰：“唯魏种且不弃孤也。”及闻种走，公怒曰：“种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置汝也！”既下射犬，生禽（擒）种，公曰：“唯其才也！”释其缚而用之。 上面一条记载是说，当年曹操作为兖州的地方长官时，提拔毕谌为别驾。张邈反叛时，张邈劫持了毕谌的母亲、弟弟和他的妻子儿女。曹操体谅张邈的为难处境，就打发他离开，对他说，“你的母亲在张邈那里，你可以去他那里。”谌当即叩头表示对曹操没有二心，曹操称赞他的忠义，并为他流下了眼泪。可是，毕谌一离开，就逃张邈那里。等到曹操打败吕布，活捉了毕谌，大家都觉得毕谌这次肯定凶多吉少，没想到曹操却说，“对自己父母孝顺的人，难道不也会对君主忠心吗？这正是我要找的人。”任命毕谌担任鲁国相。 第二条的记载是说，当初，曹操举荐魏种为孝廉。兖州反叛，曹操说，“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。”等到听说魏种也逃走了，曹操很愤怒地说，“只要他不向南逃到越，向北逃到胡，我就饶不了他。”攻下射犬，活捉了魏种，曹操说，“毕竟是个人才啊！”就松开了捆佳节又重阳绑他的绳子，又任用了他。 从这两条记载中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曹操的胸襟气度，非常人可比。可以对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如此宽容的人，不管他是出于简单的爱才之心，还是另有目的，仅凭这样的胸襟气度和忍耐力，就必然会吸引一大群的人为他效命。一个人的胸襟气度的大小，在一定的程度上，也必然决定他事业的格局有多大。同样，历史上也从来不乏一些“外宽内忌”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，在事业草创阶段，往往会以一些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，但一旦涉及利益分配之时，其与身俱来的性格缺陷便会暴露无遗；时间越长，人心越离散，其狭窄的心胸必然会让他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。 （建安十九年）十二月，……令曰：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？苏秦岂守信邪？而陈平定汉业，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废乎！有司明思此义，则士无遗滞，官无废业矣。” 曹操认为有德行的人不一定能进取有为，而进取有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。汉代的陈平经常收受别人的贿赂，并且据说与嫂子私通，怎么也不能算有德行的人，但就是此人，却能六出奇计，在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时立下了赫赫功勋。战国时的苏秦不守信用，但他却能游说六国共同对抗秦国，身佩六国相印，弱小的燕国因为他而获保全。由此说来，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处，怎能抛弃不用呢！曹操告戒有关官半夜凉初透员要好好考虑清楚这个问题，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遗漏，官府就不会有被废弃的政事了。” 这是曹操的用人观。在非常注重“门第”观念的当时，曹操不拘一格的人才观无疑是非常难得的。曹操的用人的标准是才，而不是道德，而受儒家道德影响至深的传统士大夫，往往将道德凌驾于才能之上，守德有余，而进取不足。与曹操形成对比的袁绍，史书上说他“繁礼多仪”，“外宽内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亲戚子弟”，荀彧认为袁绍不能有所作为，遂舍袁从曹，从此成为曹操的重要谋士。 （建安）五年春正月，……公将自东征备，诸将皆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，袁绍也。今绍方来而弃之东，邵乘人后，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夫刘备，人杰也。今不击，必为后患。袁绍虽有大志，而见事迟，必不动也。”郭嘉亦劝公，遂东击备，破之，生禽（擒）其将夏侯博。备走奔绍……公还官渡，绍卒不出。 曹操准备亲自领兵向东去征讨刘备，其手下的将领们都说，“和你争夺天下的人是袁绍。现在袁绍正要前来进攻，而你不顾情势，却去攻打刘备，如果袁绍乘机攻打我们后方，怎么办呢？”曹操说，“刘备是人中豪杰，现在不解决掉他，将来必然后患无穷。袁绍虽然有大志向，但是遇事决断迟疑，我料定他一定不会有所行动。”郭嘉也鼓励曹操，于是向东征讨刘备，并且打败了他，活捉了他的将领夏侯博。刘备逃奔袁绍……曹操返回官渡，袁绍果然都没有出兵。 这段记载颇有喜剧性,曹操对自己的对手袁绍的性格可谓了如指掌。仅凭这点，双方的胜负已定。如果不能如此了解对手的性格特点，曹操绝对不会下此险棋的。当初，袁绍拥有四州的地盘，十余万的部队，是当时最大的豪强。听说袁绍将要进攻许都，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曹操手下的将领都以为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，只有曹操气定神闲地对他们说，“我非常了解袁绍的为人，志向远大而才智不足，外表严厉却内心怯弱，忌妒刻薄而缺乏威信，兵力众多却指挥不当，将领骄横而政令不一，土地虽然广阔，粮食虽然充足，这些都正好来奉献给我。” 《孙子兵法》上说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了解对手，是作出正确决策的重大关键。有了对对手的了解，再加上迅速的决断和敢作敢为的气魄，这样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很少有不成功的。 “（曹操）将北征三郡乌丸……使张辽为先锋，虏众大崩，斩蹋顿及名王已下，胡、汉降者二十余万口。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、北平诸豪，弃其种人，与尚、熙奔辽东，众尚有数千骑。初，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。及公破乌丸，或说公遂征之，尚兄弟可禽（擒）也。公曰：‘吾方使康斩送尚、熙首，不烦兵矣。”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还，康即斩尚、熙及速仆丸等，传其首，诸将或问：‘公还而康斩尚、熙，何也？’公曰：‘彼素畏尚等，吾急之则并力，缓之则自相图，其势然也。” 曹操向北征伐三郡乌丸，使张辽做先锋，敌军全面崩溃，斩杀蹋顿和以下封为王的将领，投降的胡人、汉人有二十多万人。辽东单于速仆丸以及辽西、北平各首领，抛弃本部族的人，和袁尚、袁熙逃奔到辽东，他们的人马还有几千骑兵。当初，辽东太守公孙康仗着地处偏远，不肯归顺朝廷。等到曹操打败乌丸，有人劝说曹操不如乘机攻打辽东，袁尚兄弟必然被活捉。曹操说，“我正在考虑让公孙康斩下袁尚和袁熙的脑袋送来，不必我们自己劳师动众。”九月，曹操就带领部队从柳城返回，公孙康随即杀了袁尚、袁熙以及速仆丸等人，派人将首级送给曹操，曹操手下的将领中有人就问曹操，“你撤军回来，公孙康却反而杀了袁尚、袁熙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曹操说，“公孙康向来都惧怕袁尚他们，如果我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们必然会联合力量，一起对抗我，如果我放松些他们，他们必然会互相攻击，自相残杀，这种形势是必然的。” 从这段记载中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曹操的两种思想：一、这是曹操非常有代表性的军事思想。中国古代的兵书上都强调“穷寇莫追”或者“围敌三面”的作战策略，因为如果你逼迫太紧，对方觉得没有活命的希望时，必然会殊死一战，这样的话，即使最后能取胜，也会“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”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所以，有时候不如故意给对方开一口子，让对方抵抗的意志力松懈下来，往往会以小代价取得大成功。二、这是曹操辨证地看待事物本质的哲学思想。在三方的矛盾当中，曹操首先抽身出来，给另外双方让开一条路，使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，鹬蚌相争，曹操坐收渔人之力。如果曹操强行征伐的话，势必将另外双方推向“攻守同盟”的同一阵营，这样做，无疑是自取败亡之道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可见，大丈夫是一种气节，一种不随物转移的处世原则。为了信仰和目标，大丈夫可以横尸法场、坐穿牢底，可以背着黑锅进棺材。这种“大丈夫”的精神不是某个人的，而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 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记载韩信贫贱时，曾受过胯下之辱。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，衣锦还乡，“召所从食漂母，赐千金。……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。告诸将相曰：‘此壮士也。方辱我时，我宁不能杀之邪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于此’。” 所以，韩信甘受胯下之辱正给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、“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”下了一个极好的注脚。所以李汾有诗赞道：“仗剑淮扬去复还，举头西望识龙颜。堂堂竟握真王印，未害男儿辱胯间。” 大丈夫是一种看准目标“蹈死不顾”的执著精神。韩信如果当时冲天一怒杀了对方，虽然不必受那胯下之辱，但同时也将自己的有用之身置于危险的境地。所以，宋代的文莹在其《玉壶清话》中说，“大丈夫视死若归，无名而死，然亦可惜。” 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目光的长短是决定你在遇到人生低潮时的心态。大丈夫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决不因为一些俗世小节而改变志向。所以唯物主义辨证法说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，真是极大的发明。不能权衡利弊轻重，不懂得舍小节而趋大义，就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，想要有所作为，真是谈何容易？ 刘晦之的《异辞录》中记载，“《桃花圣解庵日记》讥官文恭在武昌，其妾之死，官吏皆白服相送丧。因举《拜经玉枕纱厨文集·为妾服缌麻议》，谓在阮文达两广督幕时，文达有爱妾死，而以此献媚。按同爨尚缌，妾于何有？是不知满俗，且未能尽通古礼也。且官文恭镇武昌，与胡文忠为契友，在其笼络之中。相传文忠太夫人抚官妾为义女，每在抚署，太夫人待之真如己出；妾视文忠不啻手足。因是文恭遇事推崇，督抚若为一体。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，果建殊功而平大难。此又文忠经权互用之宜，非腐儒所得能揣测也。” 相传，胡林翼（与曾国藩、左宗棠三人被誉为“晚清中兴名臣”）为湖北巡抚的时候，官文正好是两湖总督，巡抚和总督衙门又都设在武昌，所以遇事难免摩擦。后来经胡林翼经“夫人外交”，让胡母收官文的小妾为义女，从此胡林翼与官文感情日渐融洽，“督抚若为一体”。当时，胡林翼走这裙带关系，难免遭人诟病，但胡毕竟是堂堂大丈夫，岂能受此俗礼羁绊？不经此权衡，胡林翼如何能大展手脚，有所作为？ 所以，为人处世，首先要懂得权衡轻重，其次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志向，绝不能受外力的摆布而改变方向。真正的大丈夫是一种“百折不挠”的信仰力量，或是一种“有诸内而行诸外”的雄性之魂。

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是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，同时又是在集权的时代，要求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觉醒的呼声，正如她所说，“‘野火’的中心信仰：‘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，在于个人。’” 《野火集》中的文字平实而不失辛辣，正是龙应台作为一个学人和作家的良知。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难想象：这一篇篇的文字所诞生在一个怎样令人窒息的环境？而在四周一片死寂中，站起来大喊一声，“我们要把‘人的尊严’要回来”需要怎样的勇气？但，现在重读这里面的每一篇文字，我依然能感受到初读时的那种灵魂的震颤和精神的振奋。 “因为环境再恶劣，难题再复杂，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，觉得事有可为，他总是肯定的、理性的、乐观进取的。反过来说，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，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，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，人，是会爆炸的。” “人，是会爆炸的”，我无法描述读到这几个字时，受到了怎样的震动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危机，直到现在依然存在。孟子说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对于后者，我不知道有多少“吃皇粮”的人不让人失望，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所要求的不过是“人的尊严”和“公民权利”，而当这些受到破坏时，他们也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他们一个公道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政府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，人民的失望和愤懑迟早会化成瓦斯，遇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的。 《难局》一文中，龙应台讲述了苏格拉底在监狱中，老朋友克瑞图费尽唇舌恳求苏格拉底逃狱。可是苏格拉底不为所动，冷静地说： “雅典政府以‘妖言惑众’判我死刑，固然不合理。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，那就等于以其人之‘恶’还治其人，使我自己也错了。你要知道，两恶不能成一善。 “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，我有两条路：或者离开这个国家；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。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。让雅典人杀我吧！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，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。” 苏格拉底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殉道。苏格拉底说当他对一个制度不满时，他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但是活在当下的我们，当我们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或徇私舞弊的执法者时，我们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吗？ 官半夜凉初透员廉腐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恶化等等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某些执法部门的形式主义，执法过程走过场应付了事，都是孳生社会病毒的根源所在。加强人民的监督力，可监督之后，是否有快捷有力的解决管道才是最根本的问题。 梭罗：“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，不必考虑。寻求改革途径，时间拖得太长。人生有多少日子？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，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。人生在世是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改革。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。”

江左有一猴，曾自言乃汉绛侯之后，少学寡闻，竟忝居末流衣冠之类，观其作态，俨然道貌之君子。其事尚不奇，更可怪者，人竟不觉之不查之，让其稳坐高位，颐指气使竟十年。人不堪其苦，交口詈骂，而猴不闻依然如故。我闻之相识者，竟为堂堂君子竟受制于一老猴，不甚其怪也。然细想之下，猴之作怪，乃人之不争也。人若有气，猴何敢如此？

有个自认为是知识阶层的女人曾非常诚恳地对我说，“真不知道他们这群人活得有多累，整天想着法子骗人，我就从来不骗人”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以前她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都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闪现，构成了一部生动的绝妙讽刺电影。有勇气说出“自己从来不骗人”这句话的人，本身就是个令人诧异的存在。 自以为是知识阶层，所以不免要有些传统读书人的清高样子，可骨子里却有着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俗气，两相碰撞，再加上数十年的不断磨合，结果就成了如今这副面孔——嘴上挂着清高，心却早已扔在了臭水沟里。指着别人如何如何的不堪时，别人却在暗自发笑，看着她就像是看一场很卖坐的喜剧，当然，主角蹩脚的形象却是极令观众恶心的。 虚伪的人到处都有，并不令人奇怪。宋朝的宰相吕蒙正曾教导自己的下属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从。小人情伪，在君子岂不知之，若以大度兼容，则万事兼济。”吕蒙正不愧是技术型官僚，做人能如此，不得不让人佩服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。这种宽容似乎是处身高位的雍容之态。如果虚伪的小人却是个狐假虎威的角色，让你躲不开，甩不掉，此种滋味，只有局中人方能体会。

    我们常常听某人说“某某事不可为，这不符合做人的原则”，可见，“原则”是有其脉络可寻，并且一以贯之的。但“原则”不是铁律，是因人而异的，甚至同一个人，也或有前后不一致的原则存在。这样看来，“做人的原则”或是“人格”概念之注解。 纵览古今中外，撇开枝蔓不论，就“做人的原则”不外乎两端：一、“大德不愈闲，小节出入可也”；二、“不拘小节，终累大德”。前者乃名士做派，高自标持，不惧物议之长短，大德小节自有自家所设之底线与标准，而后者却是世俗之现状，亦是规劝之良言，观古今多少自负其才却藐视世俗之人，终至湮没不闻，足见此言不虚。 1931年10月，张宗昌偕家眷及随从人员搭乘日轮“奉天丸”离开日本返回旅顺。当时，奉日本政府之命，正在东北视察的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亲至旅顺访问张。白川表示现在时机甚好，张如有意活动，彼愿极力帮助。但张答复说：“现在时机固属甚好，但是譬如一家兄弟，在平日常闹意见，但若陡遇大盗入室，占据祖业遗产，当此之时，恐此家之兄弟无一乐于助盗或借盗力平分祖业者”。 张之劣迹昭彰，不言自明。但在我看来，有此一段故事，张尚算不上巨奸大恶，因为至少在他的心里，卖有暗香盈袖国行径已超出了他“做人的原则”。仅从这点来看，他便比汪精卫辈强上百倍。 此外，个人觉得，原则也分大小，当小原则与大原则不可调和的时候，小原则便要让位给大原则，正如制度、法律、宪有暗香盈袖法三者间的关系。 明朝末年，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有暗香盈袖杀，破山和尚前去请其放下屠刀。张指着面前的酒和肉对他说，只要他把肉吃了酒喝了，他便罢手。破山和尚闻此，二话不说，拿起酒肉便吃，并且说了一句虎虎生风的话：“老衲为了百万生灵，何惜如来一戒”。张献忠盗亦有道，真的下令停止了杀戮。 对于一般和尚来说，不饮酒不吃荤是原则，甚至是直接关系到将来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，而破山和尚一句“老衲为了百万生灵，何惜如来一戒”，不仅挽救了无数的生命，更在数百年后引发了大家思考：是独善其身令人钦佩，还是“置身地狱，却为别人托其天堂”的人无疑更让人顶礼膜拜？ 我们常常对谦虚的庸碌之辈赞赏有加，却为何不能多给那些不拘小节的人才以少许宽容呢？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两个人之间的相处，我还是认为，对别人的小节的宽容程度正是一个国家、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。如果以小节来衡量一个人，或许丘吉尔永远也成不了伟人，而希特勒无疑是完美人格的代表。 人之所以为人，正在于其有是非对错；人有忠奸的分别，也正在于其在大是大非前的不同选择。伟大的人，并不是其没有缺点，而是他的优点功劳远远超过了他的缺点过失。即使庙堂中的神位，也只是满足人们对完美人格的思慕之情而已！在我看来，“瑕不掩瑜”或许是个最可爱的字眼，因为其背后正是最可贵的评判立场：客观、公正与包容。